竺可桢与李约瑟——一段三十年的友谊
竺可桢与李约瑟在1943年相识之后，维持了终生的友谊。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持续地受到竺可桢的鼓励与支持，而竺可桢也从李约瑟的研究中不断获取养分。甚至可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作直接改变了竺可桢后半生的学术兴趣，而这又间接地影响了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
竺可桢与李约瑟
1942年，英国政府选派科学家访问中国。其背景当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与英美的外交关系迅速上升。英美期望中国继续抗战，以减轻远东战场方面的压力。1943年1月11日，中英两国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同日中美又在华盛顿签订《中美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及沿海贸易权等各项治外特权[1]，使中英、中美间在取消长久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特权上走出了关键一步。
李约瑟是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委派来华从事援助和宣传活动，他先于1942年秋到美国，期间他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以及胡适、赵元任等学者都有交流。[2]最终，他于1943年2月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首先来到昆明。在昆明驻留的近一月时间里，他结识了不少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包括李书华、汤佩松、吴学周、吴有训、华罗庚、费孝通、闻一多等人。3月1日，他在西南联大发表公共演讲，之后与梅贻琦共进了午餐，并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这么好的中国菜”[3]。
3月21日，李约瑟乘飞机抵达重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发现中英科学合作存在不少“潜伏的暗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越来越认为中国是科学的“前哨”，“我们在西方很难想象这里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状况”[4]。
至于竺可桢与李约瑟的最初相见，应该是在1943年3月30日。当天时任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约李约瑟在嘉陵宾馆晚餐，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等几位大学校长作陪。
到了4月2日，竺可桢又在重庆中央党部听李约瑟作演讲，题目为“Axis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Science”，“谓德国对于科学方面之趋向为反理智anti-intellecture，为种族主义，为侵略科学，为独裁主义。……又谓一等科学家之被逐者1800人云。”（《竺可桢全集8》，539页）
同年4月25日，中国科学社聘请李约瑟为名誉社员。中国科学社对名誉社员的要求相当苛刻，必须有年会到会成员过半以上同意才可得选。自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后，总共只有4人当选为名誉社员。[5]当天，应任鸿隽之邀，竺可桢赴李子呗中华文化基金会处午餐，费正清、李约瑟等人均到场。
5月5日中午，竺可桢又到朱家骅处共进午餐，“到企孙、孟真、子竞（即周仁）与余共四人。讨论英国送李约瑟、陶育礼二教授来华拟派人报聘事。决定组织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委员会，以研究院五人，合教育部、经济、交通、农林各部，兵工、航空、卫生、军医各局，各派代表二人组织之。拟派陶孟和、吴正之（即吴有训）二人报聘，并〈至美>〔致英〕国。”
1943年12月17日晚，竺可桢应新任中研院总干事李书华（字润章）之约，与李约瑟等人相聚。餐会上李约瑟表示，去遵义的访问时间将延到三四月。同时表示，中英科学合作馆将分为纯粹科学、工业、军事、医药四组。
当天，李约瑟又向竺可桢提到，“该馆每月可由印度运入400 磅之科学设备。凡大学所要之书籍、仪器，少量可为代运。渠有一万镑可以化用。如有研究作品，可以代寄英国。谈至九点半散。余即作函与增禄、步青、爱予、时璋。”（《竺可桢全集8》，690页）
这里的“增禄”即何增禄，时任浙大物理系主任；“步青”指苏步青，时任数学系主任；“爱予”指王葆仁，时任化学系主任；“时璋”指贝时璋，当时刚任生物系主任。竺可桢发函与此四人，自然是告知李约瑟传达的消息，请他们考虑各系内是否有相关需求。
两赴西迁浙大
李约瑟第一次来到浙大是在1944年4月，是他访问中国东南部学术机构之行的一部分。他们一行4人经贵阳到独山，再乘铁路往柳州、桂林和衡阳，再至广东曲江。然后取道公路，经过江西，最后抵达福建长汀。[6]这次旅行访问的主要学术机构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学院和福建省研究院。[7]
4月10日，李约瑟来到浙大，竺可桢记录道：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年四十二，为剑桥大学之生物化学 Reader，能说俄、波、法、德诸国语言，对于中文亦能写能读。对于中国对于科学之贡献尤感兴趣。曾在美国斯坦福、加州、耶卢各大学为教授。曾著下列诸书: (1) Science, Religion, Reality 《科学、宗教、实在》，(2)Man,a Machine《人是机器》,(3) The Sceptical Biologist 《怀疑的生物学家》，Chemical Embryology《化学胚胎学》,(4) Adventure before Birth《出生前的冒险》，等等。其〔来〕中国乃由英国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 of CulturaI Relations英国文化协会之代表组织 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中英科学合作处。其夫人亦为生物学家，己到中国。氏定明日即去贵阳，转闽、浙，回途将在遵、湄停一星期云云。(《竺可桢全集9》，74页)
第二天，竺可桢又送李约瑟至贵阳，然后他们沿着黔桂铁路继续旅行。李约瑟第一次访问浙大为期只有一天，与竺可桢并没有太多交集，而且他也并未像竺可桢所说的那样再回遵义、湄潭停留一星期。
李约瑟下半年第二次来到浙大，参加在湄潭举行的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年会，期间两人才有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后来历时长久的友谊。
年会的召开时间是10月25-26日。10月16日下午，竺可桢先开了科学社年会筹备委员会，“到晓沧、季梁、陈鸿逵（代邦华）、何增禄（代刚复）及朱善培。以本年十月廿五为科学社卅周纪念，故各地社友会均举行年会于此时。但以廿二为星期日，可到会者较多，故决定湄潭于廿日、廿一两天举行。暂时定廿日晨大会，推余主席，下午读论文，晚演讲。廿一日上午社务报告，下午演讲。如李约瑟十七八可到，则请李演讲。此外，钱琢如亦预备讲‘中国古代对于数学之贡献’。次讨论招待李约瑟膳宿问题。余与晓沧及季梁、善培偕至南门外卫生院晤杜宗光，适孙宗彭亦在。卫生院内之房间较小而适于住人，比文庙之大而无当者为好。故决计以卫生院为李及随从三人之住宿处，并请孙稚荪觅一李姓厨子。”（《竺可桢全集9》，201页）考虑可谓周到。
10月22日晚6点，竺可桢与其夫人陈汲至社会服务处，“晤李约瑟夫妇(Joseph Needham及夫人)与剑桥动物学 Lecturer Picken讲师毕丹耀、翻译曹君[8]。”（《竺可桢全集9》，206页）接着，梅光迪夫妇及郭斌和（字洽周）也来了。谈片刻之后，共同在社会服务处晚餐。
第二天，竺可桢与李约瑟一行共同乘车去往湄潭，当晚又约李约瑟夫妇、毕丹耀、曹天钦及贝时璋、舒鸿（字厚信）、杜宗光（湄潭卫生院院长）、郑晓沧、王琎、胡刚复等人晚餐，决定科学社会议的日程。
10月24日早上9点，李约瑟在学生膳厅演讲“科学与民主”，到场约四百人。竺可桢首先就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目标作了介绍，接着再请李约瑟发表英文演讲，由郑晓沧担任翻译。“李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虐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商人即中等阶级造成资本主义，推翻封建制度，在中国尚未臻此阶段。末谓俄国社会主义之成功，己予人以先导。俄国所用于科学之经费，十倍于欧美其他各国(以国家收入作比例)。而近廿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之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云云。”（《竺可桢全集9》，207页）
当天晚上8点又在文庙大成殿请李约瑟发表演讲，竺可桢在日记记录其主题为“中西科学史之比较”，但后来登于《科学》1945年第1期的演讲摘要，题目却是“中国之科学与文化”，并把演讲时间误植为第二天即10月25日[9] ，造成了李约瑟相继做过两场演讲的假象。李的讲演主要内容则与他在中国农学会上的发言基本一致，讨论了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几个环境因素。
李约瑟讲完之后，竺可桢、郑晓沧、王琎、钱宝琮、胡刚复等人相继发言讨论。竺认为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实验科学，而中国人的动手兴趣不强，也是近代科学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基本上是复述了他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中的内容。
接着王琎谈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且指出中国古人所用的术语与阿拉伯、西欧相同。而钱宝琮则表示，“中国科学之所不兴，由于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deductive演绎方法，更无归纳法”。整个会谈“兴会甚高”，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告结束。
10月25日早上九点在文庙大成殿召开正式的科学社年会。会上李约瑟致辞，表示“谓中英科学合作馆与印度加尔各塔 Centre Relation Office中央联络局、伦敦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Cultural Division）英国文化协会及经济部 Ministry of Production、华盛顿之 British Central Scientific Office、英国中央科学局，以及驻苏、法二国英大使馆均有关系。”（《竺可桢全集9》，208页）最后，钱宝琮做了主题演讲“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
根据郑晓沧等人后来发于《科学》杂志上的消息报道，25日晚，李约瑟又应竺可桢之约赴宴。竺可桢在当晚讲了他最新的研究，即二十八宿之起源。李对论文极感兴趣，“将由渠携去不少篇幅转交英美发表云”。[10]
不过，竺可桢的日记只说25日晚上学校请膳，未提及其他，他实际上是26日晚上在大成殿做了关于“二十八宿”的演讲，历时约一个半小时。之后，钱宝琮与王琎又分别发言讨论。如据竺的日记，李约瑟当场似并无具体评论，或许是会后有所表示。
李约瑟原定于26日即回重庆，但他后来发现年会所提交的生物论文可看的甚多，遂改为28日再走。于是，27日上午临时又开讨论会，由竺可桢主持，请与李约瑟同来的剑桥动物学家毕丹耀（Picken）讲生物物理学的进展状况。下午则在观音洞举办茶话会，到场二十余人，陪同聊天的有不少为浙大生物系的教师，如谈家桢、陈鸿逵、吴长春、江希明、仲崇信等，至5点始返。
28日，竺可桢与李约瑟一行共同从湄潭返回遵义。下午，李约瑟在遵义又参观了浙大史地系，据言“视察史地系尚满意，渠对地图及徐霞客三百周纪念事甚注意”。
10月29日上午8点，竺可桢送别李约瑟一行。回到办公室后，竺又致信当时的国民党遵义专员高文伯，请其通知桐梓招待所为李约瑟定房间。隔了两天，竺可桢又寄函于李约瑟，尽待客之道。竺可桢在日记中对李约瑟的第二次访问西迁浙大记录甚详，在招待方面也礼数甚周，确实极为重视。
当年12月18日，竺可桢记录道：“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尼德汉〔李约瑟〕 Needham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 （《竺可桢全集9》，245页）
这一评价大约就是浙大自称为“东方剑桥”的源头所在。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太认真地对待李约瑟的说法。李约瑟当时演讲与撰文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自然要将中国的学术机构与西方作一对比，才好让听众能够获得简明的认识。他在1948年发于《自然》杂志的文章中，还将当时中国的《科学》杂志与美国的《科学》、英国的《自然》相提并论，也是一样的道理。但这些评价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约瑟在1945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专文中介绍了贵州及广西的科学，关于浙江大学，他的描述是，“科学研究很活跃”。接着他谈了浙大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农学方面的工作，包括贝时璋、谈家桢、王葆仁、王琎，王淦昌、何增禄、苏步青、罗登义、白汉熙和彭溓等人的研究。[11]
竺可桢与李约瑟的一见如故，其中一个原因是竺可桢在当时也相当关心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遇到李约瑟之前，他在1942年4月于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上发表了题为《科学与社会》的演讲，前半部分内容便是讨论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科学的原因。在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因：“（一）两汉以来，阴阳五行神秘说，迷信之深入人心；（二）数字与度量之不正确；（三）士大夫阶级以劳力为苦，不肯动手，因之缺乏实验。”（《竺可桢全集9》，567-5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触李约瑟的观点之后，竺可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1945年8月，他在浙江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古代何以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演讲，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封建思想阻碍了中国发展自然科学。这一说法虽然与李约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关注点已经从抽象的思想转向了广义的社会环境。
1946年的巴黎之行
竺可桢与李约瑟的第二次长时间来往是在1946年11月的第一届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竺可桢于11月4日先从昆明搭飞机至加尔各答。在印度访问了近一周之后，又乘飞机经埃及、马赛，于11月13日到达会议所在地巴黎。
到巴黎的当天，竺可桢便得知李约瑟在下午5点半有一个演讲，题为“中国近来对于科学之供献”。不过据介绍李约瑟是以法文演讲，故竺可桢未去。但事后，竺可桢却从听了演讲的李书华处得知，演讲语言是英文，似乎略有遗憾。
隔了一天，竺可桢在11月16日与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知名教育人士瞿菊农（世英）一同拜访李约瑟，但并未作细谈。又隔了一天，竺可桢在18日早上步行前往李约瑟住处(19 Ave. Kleber)，却因迷路而返，令他相当懊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