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厉叔的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买不起房了

每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人，或许都在某个深夜算过这笔账，眼前这套房子，要用多少年才能真正属于自己？过去这是个三五年的问题，现在却成了一场跨越半生的豪赌。

房子，为什么变得“看得见却买不起”

三十年前的世界，住房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典型住房价格，只是家庭年收入的三倍左右。

如今这套模型早已经不存在了，一份涵盖全球九十五个城市的调查发现，现在没有一个地方的房价还能称得上“可负担”，曾经那些被称作“正常”的城市，早已从普通人的地图上消失不见。

香港的房价收入比高达14.4，悉尼13.8，温哥华、洛杉矶、圣何塞都超过了9，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在北京、上海，这个比值甚至突破了20。你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用未来20年甚至30年的收入，才能换来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国家，不仅一线城市“上天”，就连二线城市都开始超过纽约的房价收入比，匹兹堡这个曾经平平无奇的城市，如今竟成了全美最“温和”的样本，只因它的房价收入比还停留在3.2左右。

这并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结构转向，当“买房”这件事不再是努力的结果，而变成少数人的专属特权时，一整个中产阶层的生活基础正在被悄悄抽走。

被金融化的住所，变成了资本的保险柜

想要理解这场房子价格崩裂式飞跃的逻辑，就必须从一个简单但是很关键的角色转变说起，那就是，房子不再是只能住的地方，而是变成了可以炒的资产。

在过去几十年，房地产的价格脱离了工人工资与城市建设成本的“物理限制”，而开始与全球资金流动挂钩。而这背后推手包括养老基金、家族信托、大型机构、海外买家，每一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资金太多，需要找地方“放”。

而房地产，刚好具备三重属性：实物、安全、可增值，于是，城市土地成了资产市场中的“香饽饽”，不仅有升值预期，还有租金回报和抵押能力，买房，不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锁住价值”。

这股浪潮中，政策反而成为推手，出于环保、风貌保护、城市控规等考虑，不少城市设定了严格的分区制度、高度限制、车位配额，审批周期也不断拉长，可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于是供给受限，稀缺被人为制造，价格不断攀升。

而在全球低利率、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资本开始集体涌入。3%的贷款利率对应7%的年化增长，只要“持有”而不是“住进”，投资人就能稳稳赚钱。你看过房价，但你可能没意识到，这里面有多少买家连钥匙都没拿过。

这不是城市自己失控，而是金融属性把它们推上了价格高地。

当代都市中的房奴，负担着上一代人未曾想象的重压

从房价曲线往回看，还能看到另一个关键变量：工资的失速。在生产率、城市规模、技术进步都飞速发展的年代，中产收入并没有同步上涨。

以美国为例，过去二十年，中位数实际工资仅增长约10%，但许多城市的房价却翻倍甚至三倍增长。这种脱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个打拼多年的人，可能只能勉强买下上一代人一个人工资能买到的房子。

而高房价直接推高了债务率。银行在房价上涨的表象下，乐意发放更大额度的贷款，买家再用这些钱去抢房，房价被进一步抬高，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债务-估值循环。

疫情来临时，这个系统并没有崩塌，反而“钝化”了风险。因为大量业主已锁定超低利率贷款，谁也不愿意在高利率时抛售自己的房产。供给冻结、买力削弱，房价却维持在高位不动如山。新进入者只能望价兴叹，原有拥有者继续在纸面上升值。

租金也没客气，在洛杉矶、悉尼等城市，不少租客的住房支出超过30%甚至35%的收入，长期踩在经济学上定义的“不可负担线”上。而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一路向后推，35岁、38岁、40岁都不再新鲜。

与此同时，教育、医疗、托育、交通这些必须与城市紧密关联的服务工作者，却越来越难住在城市里。他们开始迁往外围区域，反过来导致通勤压力加剧，城市运营成本升高，人才流动性下降，整个都市的效率被隐性拖累。

些国家动了规则，又有哪些模式值得参考

在这种困局之下，不少国家开始反思“房产=财富”的旧认知，尝试用新的规则修正旧结构。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和加州一些地区开始取消“单一独栋住宅”分区，允许建双拼、小型公寓等多户住宅，把供应直接打进真正有人想住的城区。

新加坡则是把公共住房制度成为主体，建屋发展局统筹购地、建设、销售，九成家庭实现自有住房率。这种“把房子当作基础设施而不是投资品”的治理理念，让住房脱离了投机循环。

中国也走出了一条相对稳定的路径，长期坚持不炒房价，把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的同时，增加保障性住房、公租房、租赁住房等供给，努力为新市民、青年人构建“可踏实生活”的空间。政策层面明确金融资源不该扎堆进入房地产，而应更多流向创新、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建设。

当一套房子需要用二十年的收入来换时，这背后指向的并不是一栋房子的昂贵，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

未来的房子，仍然会有价格，但它不能只剩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