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对手是自我满足。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要真正掌握某一知识领域，首先应该从克服自满开始。”

历史如同一面镜子，遗忘历史则意味着叛逆。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之前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心存畏惧，甚至有人试图逃避或掩盖过去在建设途中出现的种种曲折与误区，这不仅缺乏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气度，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只有勇敢地面对历史，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经验而急于求成，我们过于高估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就草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想尤为严重，特别是在1959年下半年全面展开的“反右倾”运动，导致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遭遇中断，1960年又迎来了第二次“大跃进”，实施“穷过渡”，这使得高指标、盲目指挥和浮夸风日益严重，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及苏联政府的违约行为，使得国民经济在1960年左右陷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困境。这些问题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 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和粮食严重短缺

尽管1959年农业生产已经显著下滑，1960年农业总产值仅完成当年计划的47.2%，较1959年下降了12.6%。粮食产量仅满足计划的48.3%，较1959年减少15.6%。棉花产量也仅完成40.1%的计划，较1959年下降了37.8%。油料产量更是下降了50.9%。这使得粮棉的产量降至1951年的水平，油料的产量甚至低于建国初期。

由于农业生产的骤减，粮食短缺问题愈加严重。1958年因大炼钢铁及设立公共食堂，粮食短缺迹象已初显。到1959年，粮棉油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1960年6月，全国主要城市的粮食极度短缺，各地纷纷报告告急。无奈之下，只能动用库存粮食，但到1960年底，粮食库存量已经下降到286.5亿公斤，较1955年的402亿公斤减少了29%。粮食随到随销，常常面临脱销的风险，为此，只能迫使城镇居民降低口粮标准。

与此同时，由于“放卫星”浮夸风的盛行，农村对粮食的征购力度过大，甚至出现了“过头粮”。1958年的征购量达到587.5亿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9.4%，而到了1959年，这一数字竟攀升至674亿公斤，占比为39.7%。即便如此，仍然无力满足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

农村的缺粮问题愈发严重。农民口粮不足，忍受饥饿，饮食中甚至挤掉饲料粮和种子粮，导致农村牲畜数量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全国生猪存栏数为8227万头，相较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了43.6%；大牲畜饲养量为7336万头，较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

为了应对口粮不足，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号召，有的用瓜菜替代主粮，有的则利用玉米秆、稻谷秕、瓜藤、薯茎、小球藻等制作替代食品，以求渡过这场全国性的粮食危机。食用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的供给形势更为严峻。统计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下降至1960年的163.5公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更为明显，减少了23%。植物油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2.4公斤减至1960年的1.85公斤，降幅达23%；猪肉年人均消费量也由1957年的5.1公斤跌至1960年的1.55公斤，下降幅度高达70%。由于营养不足，许多地区普遍出现浮肿病，部分省份农村地区更是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由于收入锐减、口粮短缺和劳动强度增加，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严重上升：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死亡率改变了“一五”期间逐年下降的趋势，1957年为10.8‰，1958年上升至11.98‰，1959年更是达到14.59‰，而1960年死亡率骤然飙升至25.43‰，远远超过了1949年战争年代时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少约1000万，其中1960年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尤为严重，减少达1702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不平衡

“大跃进”运动强调“以钢为纲”，全民炼钢，严重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使得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衡。

（1）农业与轻工业比重失调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重工业的过度扩张，尤其是“以钢为纲”的错误方针，严重压缩了农业与轻工业的空间，造成国民经济中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至196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上升至1650亿元，增长达到1.3倍，而同一时期农业产值却从537亿元降至415亿元，下降了22.7%。

从工业内部来看，同期重工业的增长达到了2.33倍，而轻工业仅增长47%。结果是，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分别由1957年的43.3%和31.2%降至1960年的21.8%和26.1%，而重工业则由25.5%飙升至52.1%。

（2）工业内部比例失衡

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钢产量目标，造成重工业内部以及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三年“大跃进”中，重工业投资在总工业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维持在55%~57%之间，而轻工业所占比重除1958年略高于1957年外，其余两年均低于1957年水平。轻工业的发展因为农业原料的减少而受到制约，导致其产品产量急剧下滑。

1958年下半年，为了确保钢产量达到高指标，导致钢铁工业出现畸形发展，大量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被钢铁生产挤占，这不仅影响了其他部门的正常生产，也使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长期滞后，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3）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衡

由于基建规模过大，1958年至1960年间基建投资总额达到1007.4亿元，甚至比计划中五年总额588.47亿元高出71%；这三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了33.9%、43.9%和39.6%，远超“一五”计划时期的平均积累率24.2%。重大积累严重挤占了消费，致使全国经济生活全面紧张。

3. 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市场供应紧张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基建规模的过度扩大和投资的迅猛增长，使得职工人数急剧上升，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激增至1960年底的5044万人，这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被迫增发货币，1960年货币流通量达到96亿元，比1957年多出43亿元，增长了82%。这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在“二五”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价格上涨约15%，高价商品涨幅达20%，集市交易中商品价格也见涨，部分地区竟然高达40%以上。与此同时，农业和轻工业的产量大幅下降，市场上物资极为匮乏，商品供应骤减。因此，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及商品奇缺导致广泛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城乡物资短缺的严峻局面，政府开始对许多商品实施定量和凭证供应，发放包括粮、油、肉、蛋、棉花、棉布、糖、肥皂甚至火柴等各种票证，及工业券等日用工业品购买券。甚至一度采取出售价高于标价商品的方式。这进一步降低了人民的消费水平，生活变得极为拮据。

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困境，不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更使人民遭受了深重苦难。严峻的现实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此，必须制定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方针，停止大跃进，纠正“左”的错误，以跨越至困难时期，推动国家经济建设迈向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