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资浪潮之后：在俄外企情况、俄方应对及对我启示（八）
六、政策建议
（一）中美经济脱钩与加强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并不矛盾，中欧经贸关系的强化会削弱美欧对华政策的协同性。在俄乌冲突中，欧美掀起的舆论浪潮并未实现外资企业的全面撤离，许多欧美企业也通过各种手段规避舆论压力、以继续在俄运营。尤需注意的是，这一事实是俄罗斯对乌发动军事行动、且让欧洲诸国感受到武力威胁后发生的。我国并不存在对欧洲的潜在军事威胁，且与欧洲许多国家的经贸往来程度远甚于俄罗斯。从这一基本条件看，我国有更大的潜力争取西方阵营在涉我议题上的内部分歧。而有针对性的开放正是抵御单边制裁的有力武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会让许多公司、乃至国家对跟随经济制裁心生抵触。
因此，我国应有意控制对美国与对欧洲诸国的外交“水温”，鼓励中欧经贸往来，必要时可以对美欧相同程度的负面政策给予差异化的反击。另外，从内部政治角度出发，欧洲各国的政治自主符合我国利益，加强与欧洲经济双边联系会对欧洲的独立自主起到促进作用，高度的经济联系也会在台海生变时，成为遏制欧洲倒向美国的动力。
（二）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与非欧美国家的贸易网络。在制裁应对中，俄罗斯很好利用了第三国转口贸易来进行制裁规避，而美西方企业也得以借此将商品输送到俄罗斯。对于制裁国而言，相较于直接制裁，次级制裁难度更大、效果更差，且更容易导致本国和第三国之间的矛盾。如果制裁让第三国受益颇丰，这种情况则更容易发生。比如，尽管2023年6月的新制裁措施给予了欧盟对第三国挥舞制裁“大棒”的授权，但欧盟也需要平衡与第三国之间的关系，避免这些国家因丰厚的利润和与欧盟关系破裂而完全倒向俄罗斯。
因此，对于我国而言，加强与欧美国家之外的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商业往来、改善双方经贸便利程度与我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与广大非欧美国家高度的贸易连通本身就会成为美西方国家对我经济制裁的潜在阻碍。
（三）公共舆论倾向在经济制裁的实现中不可小觑，专业的外交工作、多元的民间交往与务实的外宣建设缺一不可。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决定了公共舆论是左右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且社会力量对经济制裁的追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舆论的态度。这一观点被欧美国家对俄态度与企业撤出率的数据统计所佐证。在中美对抗已成定局、且美国拥有独步天下的媒体霸权的大背景下，我国急迫需要增进与欧洲诸国在官方与民间层面的交流，以避免欧洲舆论场上只有美国的“一种声音”。这需要放低调门、专业细致的外交工作，丰富多元的二轨交流与民间交往，以及务实且有针对性的对外宣传的通力配合。
（四）重新评估欧美国家与我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产业的可替代性与禁运的可实施性决定了以其为武器进行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结合俄罗斯的事实看，诸如时尚、奢侈品等行业对欧美国家的经济战略意义极低，根本无法成为经济制裁中的“手牌”，贸易断绝仅仅会让出口国承受损失；成熟制程芯片虽然无法替代，却因为走私难以禁绝而仍不能卡住俄罗斯军工生产的脖子。
对于我国而言，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总量数据固然有一定参考意义，但贸易细项的战略分量不尽相同。我国应按照“料敌从严”的思路，对与欧美国家的贸易进行细致的再评估，摸清彼此的事实相互依赖程度，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因信息缺乏导致政策制定失误，进而损害国家利益。
本文作者：
韩炎峰，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丁一凡，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全文完）